老师和园长的伦理片

 

“新生代”农民工加速实现梦想

  一项调查统计数据显示,在全国1.2亿农民工中,40岁以下的青年人超过85%,他们创造的劳务收入总量达到约5000亿元。

  种种迹象表明,中国劳动力市场一场新的变革已经到来——当七八家用人单位一起争夺一个劳动力,当企业老板亲自许下涨工资等承诺,当农民工挑职位要“货比三家”的时候,我们可以清晰地感知这一点。

  ?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成长起来的“新生代”农民工,正在成为推动这场变革的决定性力量。和父辈们相比,职业期望的提高、维权意识的觉醒让“新生代”农民工更加关注“城市能给我们带来什么”。对他们而言,打工不再是单纯为了讨生活,更是为了“享受都市生活,实现都市梦想”。

  ?新近出台的《国务院自拍AV视频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》要求,各级政府要切实把解决农民工问题摆在重要位置。对“新生代”农民工来说,这无疑又是一个加速实现梦想的契机。

  ?“既然来了,就得有城里人的样”

  ?生于上世纪80年代、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,“新生代”农民工早就把布鞋换成了皮鞋,把编织袋换成了旅行箱,走在都市的大街小巷,他们和“城里人”几乎没有什么差别。

  ?3月中旬的一天上午,北京市东城区职介所的大厅里,秦亮正在用手机记录着招聘单位的AV视频 电话。这个24岁的小伙子来自河北邯郸。笔挺的灰色西装、整洁的白色衬衫、油光锃亮的黑皮鞋,很难让人把他与火车站那些扛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AV视频 起来。

  ?“既然来了,就得有城里人的样,总得穿得精神点吧!”秦亮说。18岁来北京打工,6年的城市生活早已使他褪去了乡土气息。

  秦亮说他一个月的花销大概在六七百元左右。“我现在和朋友合租了一间房子,租金每月300元,两人分摊。自己住就是舒服,也比较自由。我不抽烟,吃饭300来元钱就差不多了,跑业务的主要开销还是交通和电话,一个月大概得200元。”

  ?20岁的吴丽在北京替某医疗器械销售公司推销产品。从河北石家庄乡下来的她,白色羽绒服、黑色牛仔裤、卡其色棉靴,再加上精致的妆容,俨然一副城市白领的打扮。

  ?“这衣服不算贵,总共就一百来元钱,我一个月才挣1200元,哪敢追求名牌,不过一定要跟得上潮流!女孩子嘛,总得要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才行。”

  ?“我吃饭一个月200元钱就差不多了,房租得花300元,电话费100多元,买点衣服、化妆品什么的,就剩不下多少了。”吴丽说。

  ?3月20日中午12点,笔者在北京西站地下大厅碰到了准备回河南濮阳老家的王晓。他坐在行李上摆弄手机,一脸的闲散。“一周前来北京找工作,可别人介绍的单位不管吃住,工资待遇还低,就没干。出来也没带多少钱,在北京市区玩了几天,就花光了,只好先回去再说。”

  ?“以前在北京做过两三天保安,可工资每月才600元,而且集体宿舍就是一张床板,特别让人心里不舒服,就回家了。后来去邯郸钢铁厂做过工,到苏州修过高速公路,可每次不是待遇不好,就是生活条件差,没法干。”21岁的王晓告诉笔者。

  ?在笔者采访的十几位20岁上下的农民工中,绝大多数每个月吃饭、住宿、买衣服的开销都在500元以上。和那些省吃俭用,一个月花不了100元钱的老一代农民工相比,他们更乐于给自己花钱。同时,他们对生活条件的要求也明显要比父辈们高出许多。

  ?“太浮躁,比他们父辈差远了”

  ?“如果不管吃住,700元以下很少有人愿意干。”日前在北京市东城区职介所举行的招聘会上,一位招工的老板告诉笔者,“‘新生代\\’农民工觉得自己年轻,有的是机会,不怕找不到工作,所以对企业提的要求很多,也不珍惜岗位。”

  ?笔者在现场注意到一家招聘单位的海报上写着:招聘投递员5名,30岁以上。招聘人员对此解释说:“这个岗位不需要太高的学历,农村出来打工的也行。但现在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跟城市里的年轻人差不多,眼高手低,心浮气躁,而且他们动不动就不干了,对企业来说,这是很大的损失。”

  ?另一家招聘热水器安装工的公司同样给出了一个年龄限制:30岁以上。招聘人员也说出了对招聘年轻农民工的担心:“年轻人太不踏实了,不想着自己怎么给企业创造价值,光看企业能不能满足他的要求。而且他们流动性太强,有时公司出钱出力培训,前脚培训完后脚就走,我们不好管理。还是招北京的下岗职工比较好,知道珍惜岗位,能吃苦。”

  ?一位招聘老板慨叹说:“现在20岁左右进城的农民工,太浮躁,比他们父辈差远了!”

  ?“不是新一代的农民工要求太多,而是企业以前给得太少”

  ?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张丽宾副研究员认为,“新生代”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之间还是有许多相同之处的,但因为“时代不同,要求自然就不同了”。

  ?“改革开放20多年来,整体经济水平提高了,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广落实使农村人口也大大减少,农民生活水平和受教育水平较之以前也普遍提高,因此农民工的个人要求也会增加,表现在物质方面,就是要求有更好的工作待遇,享受比他们父辈更高质量的生活,这也非常合理。”

  ?张丽宾认为,从某种程度上说,不是新一代的农民工要求太多,而是企业以前给得太少。“市场经济是要求等价交换的,付出多少就要得到多少。现在,‘新生代\\’农民工向用人单位提出种种要求,这其实是一种‘倒逼机制\\’。对于其中合理的部分,企业应该转变观念,尽量满足;对那些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,则应对其进行积极引导。”

  ?对用人单位反映的培训风险问题,张丽宾分析说:“企业还是有责任培训劳动力的,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从长远看也是一种双赢。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还不规范,所以供求双方都面临道德风险,这就需要政府承担一些责任。国家应该建立一种比较完善的机制,推行一些切实可行的具体操作办法。虽然农民工流动性强,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是整个社会的财富。除此之外,用人单位可以与农民工签订培训合同,通过法律手段保障双方权益。”

  

来源: 工人日报  作者: 贺少成 陈玉杰 孙霞